近年来，国家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保障体系，先后主办了“治未病”高峰论坛、启动了“治未病”健康工程，开展了“治未病”试点医院，并在全国建成一批“治未病中心”，使“治未病”成为当下中国关于国民健康的一个时髦的新理念。

       然而，对于人们历来认为“有病才治”的习惯认知来说，“治未病”就成为人们难以理解而莫明其妙的一个佰生概念。于是，社会上的人们也就“末”与“未”不分，“未病”也理解为“冒得病”或“没有病”，中医的“治未病”也仿佛是方天夜潭，成为不知所云的奇谈怪论。其实，“治未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既是中国传统哲学“道无”的追求，同时也是中国医学“医道”的智慧。  我们不防先去探讨一下“未”字的本意，然后遵循中国哲学“道无”的思想，再沿着中医“医道”与“治未病”的足迹，去寻访中医学“无为无不为”的智慧。

       一、“未”字本意与“未病” . 对于“未”字的本意，清.段玉裁《说文》中有如下解说：其一曰：“未，味也，言六月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其二曰：“未者，昧也，昧爱於未”又“日中则昃，向幽则昧也。”如果将这二层意思连贯起来解读，它倒象一篇寓意深刻的微型小说：六月的万物都繁盛成形了，如果有人想去亲口尝一尝某植物之树正在生成的果实，那还是可以品尝到果实内的滋味的；不过，这果实必竟不是秋月成熟的正果，因而它还处在暧昧不清、隐幽不显、果实不熟、味道不真的生成阶段。如果有人想将这种虽有滋味而未成熟的果实让“物检部门”认证，他们就会说：“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上去是似而非、名不符实，且经仪器检测，你这个果实内所含的成分又不符合物检的标准”而不予认证承认。 如果将中医的“未病”比作这个经“物检部门”不能认证的六月未成熟的果实，那么“未病”就是人体健康与否的是似而非、人体疾病的似有似无、人体病灶似成而未成的一种生理病理状态。同样，如果有人以自已这种“未病”状态到医院去请医生验证诊断，那么，就会形成求医者与医生的如下医患认同矛盾：求医者说：“医生，我身体不舒服，我有病。”医生经过各项检查后对求医者说：“经过检查，你的各项检查指标证明，你没有病。”如此的求医者说“有病”，而医生说“没病”，这种医患认同矛盾的最后解决办法是“去看看中医”。因而，中医往往成了当今医疗领域中这种“有病”与“没病”的最终调解者与调治者——“治未病”。

         二、“治未病”与“治已病” 如果有人要问，中医有何神通广大？现代医学的高科技仪器说没有病，你中医却要去治什么“未病”？“未病”的不可验证你中医凭什么根据去治？如果中医非要免强去治，这岂不是“无中生有”与“无的放矢”？！如果有人真的向中医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么，他就真的问到点子上了。因为，中医学正是这种“无中生有”与心领神会的医学，高明的中医人也确实是在追求这“无的放矢”的“治未病”。与此相反，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则是一种“有中求有”见物取证的医学，它是“有的放矢”与“不见鬼子不挂弦”的“治已病”。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如此的背对相反与各用其极，则是源于中西各自不同的文化，从而造就了各自不同的医学体系，形成了中、西医学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观察方法与干预手段。中、西医学的背对相反与各用其极的主要区别为： 中医学是一种具有人文科学色彩的医学体系，它是关于人的哲学、是生命哲学，它强调整体综合，是物心合一的整体医学模式；中医学的观察方法是从信息层面来看待人的生命，利用人性化的望、闻、问、切“四诊”，去察言观色、听话听音、审形查态、切脉观舌地去直观生命、去领悟生命现象、去观人取象与取象比类，并通过现象去看生命的本质；中医人通过观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达变的心悟内审，去把握人体内在的“五藏”因生理病理问题而显露出来的“藏象”。所以，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它尊重人的心身感受，如果求医者说“我有病”，中医就会通过上述方式去审证求因，根据“四诊”去心领神会地体验病人，并在其“四诊”的体验过程中必然是有证可辩，有病可察；中医的治疗，则是通过上述直观领悟所获得的证象信息，然后处方施药，用各种调节、调和的手段对待生命，用非对抗性的治疗方法来处理人体内在尚未显露的疾病，从而完成它“无中生有”与“无的放矢”的以人为本的辩证施治，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 西医学是自然科学的生物医学模式，它是关于物的哲学、是机械论与还原论，它强调解剖分析，是心物两分的见物不见人的医学；西医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物质层面看待人的生命，它把人体看成是一架静止的、结构复杂的机器，疾病不过是机器故障的结果，医生的任务就是修理机器；它把生命现象还原为物理和化学的运动，认为任何生物学问题必须在物理化学的层次加以阐明才算是得到根本的解释。所以，西医是以物为本，它轻视人的心身感受，如果求医者说“我有病”这不算数，必需要经过科学仪器去直接观察寻找病灶的所在，或者经过生化检测出的指标数据去应证，最后方能确认求医者是否有病或得的什么病。如果确认求医者有病并对疾病定了性，然后再针对病灶与病性，选择相应的手段，进行化学药物的抑杀灭或外科手术等对抗性手段来解决显露的疾病，从而完成它“有中求有”与“有的放矢”的以物为本的抑杀灭割，达到“治标应急”的目的。 从上述比较可知，由于中西医源自东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从而形成它们各自不同思维方式、观察方法、干预手段的各用其极——“治未病”与“治已病”，并成为中医与西医各自不同的价值目标追求。

        三、“哲之无”与“医之道” 我们通过中、西医不同医学模式的简单比较，从而说明了中医有“治未病”的本能优势。中医学其所以有这种本能优势，凭借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中国哲学的“道无”与中国医学“医道”的一脉相承。 实际上，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哲学思想方法直接参与了中医理论的构建，铸就了中医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因此，《黄帝内经》的问世，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易经》——道家——中医学的一脉相承；所以，人们对中医学也有“医易同源”之说，并称中医学为“医道”，称学中医者为“闻道”与“悟道”。中医学与易、道的一脉相承，主要体现在它们对世界万物（天地人）的生成有相同的看法，从而形成了易道“天体大宇宙”宇宙观与中医学“人体小宇宙”的人体观。它们都认为，无论是复杂的天体还是复杂的人体，它们都是“无中生有”地从无序到有序地生成变化，并逐渐形成自已的“天体大宇宙”与“人体小宇宙”。例如： 中国易道宇宙观：认为复杂的大千世界是“无中生有”地生成的，即从无到有、从天上到人间、从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到有序的“道法自然”过程。例如，《易经》对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过程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下传），八单卦两两相互重叠，就生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依次排列，代表了宇宙的历程和人事的历程。老子《道德经》对宇宙万物的生成次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从“道”（无）→一（有）→二（阴阳）→三（阴气、阳气和冲气）→宇宙万物的有序生成。  《易经》与《老子》所要表述的是：宇宙万物的生成是始于混沌虚无的一，再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有，或由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而完成对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与模拟。 中国医学人体观：那么，《黄帝内经》又是怎样承接“易道”的宇宙观去构建自已的人体观呢？我们不防看看《黄帝内经》一书中其内容的编排次序，它的大至编排次序是：1道、2阴阳、3脏象、4望诊、5脉诊、6经络、7病机、8治则等。这种编排次序的特点正好体现了“易道”的“无中生有”或从无到有，例如：1道、2阴阳、3脏象，这三者是其理论构建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无”；而其后的4望诊、5脉诊、6经络、7病机、8治则等主要是着眼于临床的看得见、摸得着、悟得出的“有”。如果再从1道、2阴阳、3脏象去理解与“道”的关系就是：道生“一元”之气，一气分阴阳而有“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化五行而有“五行”之气，从而形成由一元之气→阴阳二气→五行之气的宇宙观，构成中医学“气→阴阳→五行（脏象）”的人体观。  总之，老子的“道生一”是一气萌动，构建了“1→2→3→万物”的宇宙模式；《内经》以太虚一气，构建了气→阴阳→五行化五脏→五脏六腑→十二器官→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筋肉皮脉骨的人体模式。  然而，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并没有停留在理论的构建上，中华“医道”所承接的“道”之“无”，不仅成为中医人“上工守神”的人格追求，它还成为中医临床“无为无不为”的学术追求。这种“上工”与“无为无不为”的追求，使中医学在当代科学技术所主导的硬力量面前，展示出它软力量的优势——“治未病”。

        四、“无为”与“无不为” 总体来说，从中医“治未病”的思想而言，它是基于道家本体的“无”而构思出来的医学终极目标，并作为中医理想人格与学术境界的追求。 “未病”一词首见于《素问·四气调神论》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灵枢》中还有“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粗守形，上守神”之谓。唐代大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他指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这就是说，医道高超的“圣人”（圣医）、“上工”或“上医”，他们是防患于未燃、去防治尚未成形的未病，医道不高的“下工”或“下医”，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治已成形的已病。因而，圣人（圣医）与上工是中医人理想人格的追求，治未病与守神是中医人医术境界的追求，这二者并在临床实践中统一起来，形成中医做人与治学、理想人格与学术境界的人生追求。

        当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医在看似“无形”、“无为”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无的放矢，却在现代医学硬力量的庞大高精尖仪器统治的世界里，发挥着它“无为而不为”中国软力量的作用。中医治“未病”对于现代临床来说到底意谓着什么呢？中医“治未病”思想，不仅成为当今预防医学的座右铭，它还适应着人类已经变化了的“疾病谱”和“死亡谱”。据调查显示：目前，全球疾病人群占20%，亚健康人群占75%，健康人群仅为5%，对人的健康和寿命来说，生活方式和行为起的作用占６０％，居于主导地位，医疗仅占８％。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一项全球性调查结果表明，全球有四十八亿人虽然诊断不出任何疾病，但确忍受着几十种亚健康症状。然而，这类被现代医学诊为“无病”的众多病人，他们却在不断地“呻吟”，这类“无病呻吟”的严峻现实，则反应了现代医学的缺陷与局限性——医生看病只研究细菌、病毒或理化因素给人体带来的损害，只依据病人身体检查和化验参量是否偏离正常值来诊断是否有病，而不问情志（心理）与社会环境因素对这些参量的影响。  因此，中医学“治未病”实际上已成为当今这类“无病呻吟”人群的福音，成为人类已经改变了的疾病谱——７５％亚健康人群名符其实的、普渡众生的观世音。中医学“治未病”思想，历经长期实践，也逐步构成了“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的理论体系，应对着人类千变万化的疾病；中医学“天人合一”、“心身一体”整体观与综合观，动摇了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科学医学的困境，使它从十八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生物医学模式也不得不走上了综合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改变，恰恰预示着中医整体观与综合观的回归。然而，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改变只是停留在观念上，它的生物医学的临床特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它还未摆脱以物为本、抑杀灭割的困境。对此，中国卫生部长陈竺预见：“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统传文化与医学“医道”的“无形”、“无言”、“无为”，已在当代生物医学统治的世界里，正化蝶成为无所不形、无所不言、无所不为的软力量，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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